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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新闻业的技术方案何以失灵?——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可感知创新属性”分析

 [提要]区块链技术在范式创新的意义上激发了对新闻业前景的乐观想象,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作为“颠覆性创新者”,形成了与成熟媒体机构完全不同的创新路径。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可感知创新属性”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初创公司Civil的创新历程及其潜在采纳者在决策中可能感知的综合信息氛围。研究表明,Civil在商业和专业方面带来相对优势的感知是模糊的,甚至是高风险的;激进的创业文化与遵循制度化、常规化业务逻辑的传统新闻业存在相容性上的障碍;过于复杂的运行机制和购买流程大大降低了创新的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潜在采纳者对其创新属性的负面感知,进而使这种强调采纳决策相互依赖性的交互式创新趋于失败。

[关键词]区块链新闻业;初创公司;新闻创新;可感知创新属性

基金项目:校级创新团队专项(2020STD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小荷,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新闻业前沿。

新闻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危机”深植于每个组织的内在结构,[1]技术创新一次次作为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被寄予厚望。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区块链在“范式创新”[2]的意义上激发了对新闻业前景的乐观想象。自2017年以来,区块链与新闻业结合产生了各种“试水”形态,但这些努力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跌跌撞撞。技术允诺的愿景为何没能实现?跳出早期基于白皮书的蓝图描绘和突出其潜在好处的假设性讨论,把注意力转向对区块链新闻项目的动态追踪,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以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可感知创新属性”为分析框架,探讨行动者采纳创新的障碍与挑战,反思以新闻初创公司(news startups)为创新主体、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加密经济提高新闻业可信度与可持续性的创新过程及现实困境。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在以揭示新闻业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中,创新扩散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是两种主要的路径。前者倾向于从一项技术本身的优势和弊端出发来描述新闻编辑室的创新采纳态度并预测未来发展;后者则倒置创新扩散理论的因果逻辑,强调技术的发展是相对的和开放的,行动者的期待和需求会转化为最终的技术特征。[3](P.83-110)创新扩散理论提供了更适于对创新成败进行追踪分析的概念工具,因此本研究将主要采取这一视角。具体而言,本研究以该理论中的“可感知创新属性”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决策类型、阶段、所处系统的性质等其他影响创新采纳率的变量,探讨作为范式创新的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为何发展不利,难以在现阶段实现与新闻业的深度结合。罗杰斯认为,“影响创新采纳率的是接受者感受到的创新属性,而不是专家或创新代理人加以归类的创新属性。”[4](P.190)这五个可感知的创新属性是: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4](P.194-234)在创新研究的传统上,罗杰斯与拉图尔之间总是被划出一道认识论鸿沟,以对立面貌出现,[5](P.181-199)实际上,这道“鸿沟”并非不可跨越,而是各有侧重地共同完善了对新技术采纳和发展的理解。拉图尔指出:“任何事物在时空中的扩散都必须通过人。而所有人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行事”,[6]强调要“通过卷入过程之中的行动者的眼睛来分析每一个案例”。[7]在此视角下,新闻创新展开于由复杂行动者构成的实践性关联网络。但诚如库尔德利所言,ANT未能阐明创新采纳中的动力机制,“转变的过程仍处于黑箱之中”。[8](P.93–108)创新扩散理论则恰好能对此予以补充。既往研究多将创新扩散理论局限在“技术中心”的定势之下,简化了罗杰斯的原本构想,也封闭了两种研究路数之间对话的可能。事实上,罗杰斯在探求创新扩散普遍规律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个体在创新采纳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创新扩散》一书中多次引用“托马斯定理”来强调个体的理解决定了对创新的取舍——“如果人们感觉某种情境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4](P.100,190)更质言“认知决定一切”。[4](P.100)在回应技术决定论的批评时,罗杰斯将他的创新模型阐释为一种“主观感受”的交流过程。[4](前言P.3)不过,我们依然要承认创新扩散框架偏重可预测模型,疏于对行动主体的阐释与分析。创新的采纳与传递离不开身处不同位置、心怀不同需求的行动者,因此,笔者将ANT作为一个隐藏视角,借之提升创新扩散模型的解释力。尽管糅和了行动者的思考维度,但本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要解释某个特定群体或个人为何支持(加入)不支持(不加入)初创公司,或是探讨人与人、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互构,因此没有采用调研、访谈等常用手段。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面对颠覆性创新,行动者会尤为依赖外部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来自各种渠道、涵盖各个方面的信息与潜在采纳者对创新产品的亲身试用一道,构成了对初创公司创新属性的笼统“感知”,从而影响了其创新采纳决策。在这里,重要的是创新如何被领会和看待,而不是其实际的、客观的优势或价值。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驳杂的材料和数据,探讨围绕目标案例Civil所形成的负面“信息氛围”和“使用体验”,以此解释它为何在多个“可感知的创新属性”上都未能打动潜在采纳者。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运用了两类材料,一类是便利获取的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主流媒体、研究机构的相关报道和访谈;Civil内部人员在Medium上以官博名义和个人名义公开发布的声明、回应、评论;与Civil运营密切相关的人事和财务方面的公开信息——这些信息构成了创新感知的舆论环境。另一类材料主要涉及Civil的使用体验,包括实际用户和其他业内外人士公开可见的测评,以及使用网站、阅读新闻、购买代币等任何潜在采纳者必然会直接面对、亲身接触的方面。
二、案例发展历程与价值主张
目标案例Civil是一家备受瞩目的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与其他同类项目相比,它拥有最大的主流媒体曝光度、①高知名度的合作伙伴,也是美国现阶段区块链新闻业中几乎唯一处于运转中的平台。Civil旨在建立一套基于区块链的完整新闻生态系统,涵盖了可以将区块链与新闻业直接或间接结合起来的主要领域,因此也是最适合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块链+新闻业”示例,其创新过程与成败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和参考价值。Civil正式创立于2017年,2018年则是其积极动作、大造声势的一年。2018年5月发布“白皮书”和“Civil宪法”Bata版。7月NPR和Twitter的前高管Vivian Schiller加入Civil,吸引大量媒体关注。8月发布“宪法”第二版,与美联社达成合作意向。但原定上半年启动的ICO推迟至9月18日才开始。10月初,赶在ICO结束之前与《福布斯》达成合作意向。10月16日ICO结束,Civil仅从1012位②投资者那里筹得143.5万美元(其中还有110万来自此前就为其注资的风投公司ConsenSys),远远未达800万美元软顶。[9]ICO失败引发媒体讨论,并伴随高管离职、员工讨薪等负面新闻。12月“宪法”推出正式版。2019年3月2日,官博宣布平台正式启动,反响寥寥,与此同时第二轮代币销售开始,销售情况未对外公布。2019年公布的一些新增组件和辅助工具有的未能实现,有的乏人问津。代币CVL的第二轮销售价格为$0.2,但当前市价仅$0.004,市值蒸发大半。从愿景上看,Civil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主张:其一,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基本特性,加强事实核查、实现永久存档,提高新闻可信度。其二,以代币为媒推动用户平等、深度地参与社区自治,实现开放治理。其三,建立以代币激励为核心新闻商业模式,实现去中介(intermediaries)的内容变现,解决财务困境,增强新闻业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10]三个方面彼此关联,涵盖了“产品-流程-业态”三个创新维度。
三、相对优势感知
相对优势,即“某项创新相对于它所替代的原有方法(方案)而具有的优点”。[4](P.194)这里的“优点”并非客观优点,而是潜在采纳者能够主观感受到的创新优势。该属性最直接地呈现了行动者对于采纳某项创新所需支付的成本以及从中可以获得的收益的感知和判断。经济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优势的重要可感知方面,其他还包括社会声望、便利性、回报的及时性等等。[4](P.194,198)针对区块链新闻业这一特定领域,衡量相对优势的主要维度包括“商业”(经济回报)和“专业”(高品质新闻业)两方面,恰好也与Civil的愿景——新闻业的可持续性和可信度——相呼应。
(一)商业方面:经济回报的可能与风险相比既往以组织采纳为主要决策类型的新闻创新,区块链新闻业中的个体决策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既是由区块链本质决定的,也是由加密经济特性决定的。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区块链无非是已有成熟技术的重新排列组合,真正具有“颠覆性创新”价值的乃是区块链作为多方参与的“共识系统”的本质。而代币正是吸引广泛的用户群体加入新平台、从而实现“多方参与”的激励机制。但代币作为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币和贵金属的稳定性,其价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因此,任何以加密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都要求庞大的用户基数,[11]甚至可以说“代币经济的整个系统依赖于一个最初的投机阶段——外部人士押注于代币升值”。[12]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量个体行动者的支持和采纳是整个区块链新闻生态系统得以运转的基本前提,也是带来经济回报、实现“新闻理想”的根本保障。能否通过参与Civil获得经济回报的感知,首先与潜在采纳者对整个行业发展“大势”的判断密不可分。为了规避风险、降低后果的不确定性,个体决策者会积极寻找并评估相关信息。据统计,互联网初创公司有90%以上会在最初的120天内倒闭,[13]德勤2018年的报告称,创立一年后还有人维护的区块链项目仅8%,平均项目寿命仅1.22年,[14]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似乎成了炒作与风险的代名词。2018年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超越比特币泡沫》广为流传:“这场革命的潜在力量正在被它所吸引的人群积极地削弱,这群人是名副其实的骗子、假先知和雇佣兵。”[12]作为区块链应用场景中相当边缘的一类,区块链新闻业的整体趋势更加不容乐观:Alexa全球网站流量榜单上,Civil排名35万以后;另一些在区块链新闻业中小有名气的初创公司如DNN排名靠近350万,Mediasifter、Presscion则根本没有进入排名。稍作搜索就会发现,大部分区块链初创公司要么已经关闭,要么正在苦苦挣扎。这些唾手可得的公开数据既作为结果,反映了市场信心,又作为原因,加深了潜在采纳者对于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在商业方面的“不利感知”。其次,区块链的技术不成熟也令投资者心有余悸。小型区块链初创公司大多依赖于大型公链以降低51%的攻击风险,但是即便庞大如以太坊,早期阶段也自身难保——2016年建立于以太坊上的应用DAO受到黑客攻击损失惨重,2017年CryptoKitties因用量激增而导致以太坊网络暂时中断,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区块链世界的极大震动。Civil正是基于以太坊建立的非独立区块链,在利用以太坊资源的同时也暴露于它的漏洞和弱点之下,增强了潜在采纳者的风险预期。再次,人事变动带来负面舆论,进一步引发令潜在采纳者心生疑虑的不利感知。2018年7月,ICO前夕,Civil高管Daniel Sieberg离职,各大主流媒体高度关注。Sieberg此前以“科普者”的身份为外界所熟知,曾经写下风靡Medium乃至中文世界的关于区块链新闻业运作模式的科普文章,然而现在Sieberg明确表示Civil存在致命缺陷,“代币一文不值。简单的事实是,代币并非必需。”[15]虽然关于他的离职原因尚有不同说法,但是不难想象,作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他对创新项目作出“醒悟中止”式的表态,会对其他潜在采纳者产生何种影响。雪上加霜的是,作为ICO失败的后果之一,Civil前员工公开讨薪成为媒体热门话题——代币CVL本拟作为七成工资支付,但随着ICO募集失败,七成工资转眼变成“空头支票”。2019年12月,Civil请来的最大新闻界“王牌”Vivian Schiller宣布加入阿斯彭研究所,未来将以无薪方式延续在Civil的工作——这显然意味着Schiller重心的转移。对主流媒体精英“华丽转身”加入Civil的高调宣传未见得能产生明显的正面激励,但是,高管离职、员工讨薪这些负面信息却很容易形成“创新失败”的感知。综上所述,加密经济看上去充满泡沫,区块链技术也有待完善,加之人事纷扰带来的“树倒猢狲散”之感,众多事实和数据均显示了投资区块链新闻项目的不确定性。
(二)专业方面:高品质新闻业作为激励因素那些甘冒风险、不以及时或稳定的收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的潜在支持者,则会将Civil在专业方面的相对优势作为决策重点。Civil描绘的高品质新闻业包括:真实可信、不偏不倚的新闻产品;公开透明、促进参与的新闻生产流程;高度自治、充分问责的新闻业态。下面逐一分析这几个方面。因为区块链是生成后端架构的底层技术,所以Civil的前端(即用户界面)看上去与普通网页无异,人们难以从报道本身去体会、去分辨基于区块链平台生产的新闻与传统生产方式下制作的新闻有何区别。换言之,区块链在追踪元数据、打击假新闻方面的潜力很难被直观感知,因而在用户端呈现的新闻产品可信度方面缺乏明显优势。为了增强可信度感知,Civil引入了四个“可信度指标”(一手报道、主题专家、现场报道和引用来源),但仔细阅读相关界定和使用规则就会发现,它们并不需要区块链来保障,任何新闻机构或平台都可以使用这些指标。而早期官博中作为亮点来宣传的、基于区块链的“事实核查即服务”(FaaS)已悄然离场。[10]有的新闻编辑室看上去仿佛就是既有媒体组织的“区块链版本”。这令一般公众对区块链新闻平台的存在意义感到困惑:为什么需要它?如果Civil的新闻编辑室定位与内容跟其他平台大同小异,何不直接支持运行多年、已具备一定公信力的老牌媒体组织?再者,在打击假新闻方面,Civil优于事实核查机构、脸书AI假新闻辨别系统、维基百科Wikitribune等既有治理手段吗?创新的潜在采纳者总是会衡量该创新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已有方案和现存实践中的做法,如果无法感知新技术的相对优势,就会倾向于“按兵不动”。再看生产流程和新闻业态层面的相对优势感知。研究者Al-Saqaf和Edwardsson经过使用测试后认为,Civil对区块链基本操作原理的运用,每一个都是“半吊子”的。[16]Civil目前只算部分的“去中心化”、可选择的“透明”、缺乏保障的“平等”和“问责”。“去中心化”是区块链得以成为“信任机器”的底层技术逻辑,但至少在现阶段,Civil具有中心化的控制权:从技术上看,作为体系结构的协议书(Civil protocol)界面通过中央服务器上的网站来运行,Civil社区必须依靠它来进行投票、挑战、创建编辑室等行为。真正的去中心化应该是“在没有Civil服务器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区块链进行传播”。[16]从治理上看,Civil模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设置了由9位业内专家组成的理事会作为管理机构以仲裁争端,该理事会甚至可以推翻社区成员通过投票达成的决定。⑤
可选择的“透明”主要指:第一,运行于Civil平台上的新闻编辑室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通过智能合约在以太坊区块链和星际文件系统(IPFS)中发布内容,当它选择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布内容的时候,其运作就是不透明的;新闻编辑室的收入记录同样可以绕开区块链,这就为外部影响留下了操作空间。第二,Civil理事会成员对上诉的投票既不上链也不透明,“社区无法知道哪位理事会成员投票赞成或反对上诉,也无法知道哪位理事会成员(如果有)没有投票。Civil的首席工程师Dan Kinsley承认存在这一问题。”[16]智能合约的确可以确保技术上的“平等”与“问责”,但作为源代码的规则体系合理吗?Civil的开放治理是通过代币持有者的投票实现的,如果要使这个治理机制真正民主化,必须保证一人一票,但是从设计上看,Civil所依赖的以太坊智能合约,只验证交易的合法性而不验证节点的身份,这就意味着同一个人可以使用不同的钱包地址多次投票。[16]同时,每一次社区决策的参与都以花费CVL为代价,Civil的会员页面宣称“您在会员资格上花钱越多,发言就越多,CVL代表您在Civil上分享和投票的声音。”这相当于直接承认富有者拥有更大话语权、决策权。真正关心新闻业与民主进程的人很容易对这样的治理模型和社区生态能否保障公开透明、充分问责的新闻业感到怀疑。总体来说,潜在采纳者对于Civil在专业方面的相对优势感知是模糊的,难以确定创新的必要性。
四、相容性感知
相容性,即“创新与现有的各种价值观、以往的各种实践经验以及潜在采纳者的需求相一致的程度”。[4](P.206)在这个部分,笔者将重点分析区块链新闻业与代表主流的传统新闻业及其从业者在职业文化、规范性价值、权威性来源和变革需求等方面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既与后者对待创新的一贯态度和长期形成的新闻文化相关,又涉及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s)“打包扩散”的技术及其价值观如何被感知。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18年11月发布的新闻创新研究报告认为,新闻业患上了“闪亮事物综合征”(Shiny Things Syndrome),即在缺乏明确指标和发展策略的情况下过度追求技术驱动的创新。这项大型研究表明,传统新闻机构的从业者已经感到创新疲劳与职业倦怠,有一种从STS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17]大卫·莱弗引人瞩目的地方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认为,每一个新闻编辑室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创新,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8]这些研究透露了行业风向的悄然转变:由原生数字媒体和平台新闻业相继引领的创新浪潮让传统新闻业疲于应对,开始自我反省并试图纠正盲目的科技崇拜,因此他们可能会比以往更加谨慎地面对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在此背景下入场的Civil可谓生不逢时。而且,越是彻底的创新,越是导致高度的不确定性,越是与既有体系具有低相容度。作为“颠覆性创新者”的Civil不断彰显其革新之彻底,这种过于激进的定位可能弄巧成拙。一边是偏爱实验文化、“不创新毋宁死”的初创公司,一边是强调专业新闻确定性、连续性、规范性,遵循制度化、常规化业务逻辑的传统新闻业,二者有截然不同的“底色”。《华尔街日报》称Civil为“纽约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软件公司”,[19]《纽约时报》说它“在本质上不过是拥有风投资金的新兴媒体公司而已”,[20]可谓是“非我族类”的龃龉之感的生动注脚。客观来说,虽然是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Civil倒并不一定把自己置于创业领域,它表达的所有技术愿景都指向如何实现更高的“新闻理想”。④但是,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潜在采纳者如何“感知”创新属性比它实际是什么样更加重要。任何创新都是潜在采纳者根据已有知识和既往经验来加以评估的,哪怕是“新酒”,也可能被注入“旧瓶”里。[4](P.224)罗杰斯认为,人们往往将彼此关联的一系列创新视为一个整体(即创新集群),某项创新的采纳将可能引发一系列创新的采纳。[4](P.218-219)创新集群不是狭义的技术集合,而是包含了多重维度,如采编实践、出版发行、组织管理、受众参与,同时也是技术、关系、文化、商业等诸多领域变化的组合。在创新集群中,相互关联的各项创新或者说创新的各个方面,在潜在采纳者眼中及现有操作常规中的相容程度不尽相同,某些创新特质的不受欢迎可能带来根株牵连。由区块链技术及加密经济所支持的新闻价值观与新闻界的传统角色认知、专业规范存在抵牾。Civil极力凸显的开放治理、公民参与,是一项在新闻业中充满争议的价值理念。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参与“是作为约束机制、行动指南和冲突原则存在的。”[21](P.27)意即,这些新兴价值观虽在事实上调整着新闻实践,但并未被新闻工作者接纳为规范性价值,无法与准确、客观、平衡、公正一道进入“新闻理想”的殿堂。职业记者强调专业价值观和规范性承诺,而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导致了业余参与和专业标准之间的紧张关系,[22]此类碰撞提供了一个最佳视点来观察“那些疯狂地为自己所创造的群体边界而战的行动者”。[7]随着“参与”和“互动”在新闻实践中的扩张,记者普遍认为专业边界与职业认同受到侵蚀,无怪乎在路透创新报告中,受访记者们认为是时候放慢创新的脚步,重新关注新闻实践的核心原则和基础概念。[17]Civil的理念、实践像放大镜和增速器一样,凸显了创新对新闻权威性之基础和来源的巨大冲击。“参与”意味着传统上的“受众”转变为对话者、合作者,而Civil进一步赋权“受众”通过手中的CVL以投票的方式参与新闻策划、处罚错误内容,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决策者、监督者——也就是说,Civil背后的基本理念是让民众来判断和决定什么是值得报道的,以及什么是好的新闻。然而,从ANT的视角看,创新是网络中地位和角色转换的过程,因此行动者将努力捍卫自己的工作实践定义权。有记者发出“灵魂之问”:新闻业是否适合去中心化?[23]最后,由于现有收入来源面临巨大压力,现存媒体机构当然有尝试其他商业模式的需求和动机,但这种需求和动机要转化为实际的采纳行为,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如管理结构、工作文化、对沉没成本的考量等。与此同时,任何新闻创新都不得不面对并处理新闻业在理念与实践、商业导向与专业导向、高层决策与基层执行之间由来已久并持续存在的张力。[21]以“新闻界”概念笼统命名、看似一体的潜在采纳者实际上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因此,到底什么是潜在采纳者的“需求”,就变得更加云遮雾罩。新闻界不是勒德主义者,但是上述相容性方面的种种矛盾感知将会让创新采纳变得迟缓,甚至受到抵制。
五、复杂性、可实验性与可观察性感知
复杂性,即“理解和使用某项创新的相对难度”。[4](P.226)可试验性,即“创新在有限的基础上可能进行试验的程度”。[4](P.226-227)可观察性,即“创新成果能被其他人看到的程度”。[4](P15;227)这三种属性密切相关,放在一起讨论。有的创新成果显而易见并很容易被传播出去,相反,区块链则属于“很难被人觉察或很难向他人描述”的一类创新。[4](P.227)因此,能不能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就成为潜在采纳者的一个重要感知因素。然而CVL的购买过程复杂到让Niemanlab的多位记者编辑以及Civil内部人员都未能成功购买。为了阻止投机者涌入,尽可能把代币销售给那些真正关心新闻业的人,Civil不仅在ICO中增加了各种法律合规措施,还要求购买者通过多达44步的区块链知识测试,连Iles自己都将参加此次销售描述为“具有挑战性的”。过于复杂的购买流程让人望而却步,大大降低了创新的可试验性。Civil的运行机制也跟它的购买流程一样,犹治丝而棼。为了借助区块链技术与加密经济一次性解决“一揽子问题”,它需要同时创建加密货币系统、众包事实核查、运作新闻编辑室系统、进行社区自治和理事会仲裁,Iles甚至还期许Civil成为抗衡科技巨头的社交网络。《纽约时报》记者毫不掩饰其困惑,在采访中多次确认Civil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基于新闻业、基于区块链的脸书,到最后:“没有证据表明有人真正了解它会如何运作。……区块链技术仍然难以理解,并且对任何新闻消费者而言,都无关紧要。”[20]即便是那些最有可能理解Civil在做什么的人,比如区块链技术专家或是Civil旗下某个新闻编辑室的成员,甚至都公开承认他们不理解这个组织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著名的区块链倡导组织Coin Center的部门总监Agrawal就曾经在推特上吐槽看不懂Civil怎样运行,彭博社商业编辑Weisenthal转推并评论说:“我知道谈论区块链很时髦,但我至少读过十几篇关于Civil的解释/文章/视频,我还是弄不明白。”⑤从扩散网络的角度看,这些专家或“局内人”在社会系统的非正式结构中处于传播中心,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同时,创新扩散的阶段性特征使其作为早期采纳者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们的使用评价会成为其他有意向者的重要参考。区块链属于典型的交互式创新,系统成员的采纳决定具有相互依赖性,只有当更多的个体和机构参与加密经济,其创新价值才能充分实现。在交互式创新中,各种类型的行动者都具有“注视他人同时被他人注视”的行动逻辑,大家都在观望形成“临界大多数”的时机。[4](P.297-310)因此Civil的人气与能够吸引到的合作伙伴就显得至关重要。Civil现有72个新闻编辑室,但在该平台发布的内容寥寥无几,各个新闻编辑室仍把大部分内容放在各自的原始网站上。更不妙的是,大部分举足轻重的媒体拒绝合作,⑥不仅使已采纳者的价值打折,也降低了创新的可观察性。便于尝试的创新通常容易更快得到采用,“个人对创新的试验是赋予创新以意义的一种方式,并能从试验中发现创新在具体情况下是怎样运作的。这种试验是消除对创新的疑虑的手段。”[4](P.227)除Civil以外,几乎找不到处于正常运行中的区块链新闻项目,这不仅削弱了潜在采纳者对这一应用前景的信心,也使其被阻挡于区块链新闻业的可试用性门槛之外。如果潜在采纳者无法通过亲身试用获得对创新的主观体验,那么,即便对创新抱有好奇或赞同的态度,也很难将这种理念上的认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采纳这项创新。人们常常过于看重创新的成功或潜力,而忽视对创新失败的思考。Civil试图为新闻业创造一个技术乌托邦,让专业主义(可信度)与商业主义(可持续性)以更融洽的方式共存并有所提升,但所有关于技术与创新的高蹈理想最后都要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问题。目前尚无法确定Civil的困境到底是个体问题,还是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的普遍问题。本研究采用个案法,需谨慎推广结论。但个案研究的逻辑不在于表明个案对总体在统计上的代表性,而在于通过某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24]就此而言,Civil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对Civil的创新成败进行研究既反映了从技术发明重组到商业落地的曲折进程,显示了创新扩散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过程的复杂联动,也体现了新闻业在新兴技术背景下的新挑战与新可能。当然,创新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或者不变的思想,创新采纳者也不是只在拒绝和采纳之间做二元选择,未来需要继续关注区块链新闻业的创新要素如何被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加以改造,对其演化动态做进一步跟踪考察。 注释:①《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NBC、CBS、Techcrunch等美国主流媒体持续报道Civil,三大权威新闻研究机构Nieman、Poynter和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Civil,这个“待遇”是其他任何一家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没有的。②Civil官方称将近3000人购买实际上包含了1738名成功注册但并未完成交易的买家。③原则上“Civil宪法”也允许社区又再推翻理事会决议,但这种情况尚未出现过。④实际上Civil关于新闻业的高蹈目标恰恰成为了一个问题。它希望潜在采纳者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怀着对新闻业的热忱来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多数人更关心及时的经济回报。ICO失败后,《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除非能赚钱,否则没人会购买区块链应用程序。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希望使用它来‘修复’新闻业。”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Catherine Tucker也直言Civil针对的目标客户存在问题——既要足够了解加密货币(才能通过购买测试),又要足够关注新闻业,甚至不在乎代币是否赚钱,能够满足这样条件的人群太小了。⑤参见https://mobile.twitter.com/NeerajKA/status/1049687 142824374273。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的一年中,Civil试图出售代币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道琼斯公司以及在线新闻网站Axios等多家著名媒体,但均告失败。Civil还提出将其区块链发布技术集成到上述媒体的内容管理系统等多种合作形式,但都未能取得进展。据知情人士透露,《福布斯》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与之合作的主流媒体,是因为Civil将赠予《福布斯》代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1]Zeliz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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